一名女子开车到城郊，径直上了火车，而她的电力汽车则自主驶向停车场充电；一名男子在街头突发心脏病，在救护车赶来前的关键几分钟，急救服务已先启动，用无人机送来除颤器；一个家庭维修机器人安放在公寓大楼楼顶，它能自动修复裂缝、渗漏以及清理沟槽里的树叶。
　　这类乌托邦式的设想，把“智慧城市”的愿景说得天花乱坠。在过去十年里，这类设想通过技术巨头、工程公司、咨询机构得到最强有力地传播。已经确定的是，“智慧城市”的建设，以无处不在的无线宽带为基础，将传感器嵌入到所有城市结构中，自行车架、路灯柱、闭路电视、交通灯，以及那些讨厌的家电，像冰箱互联网、远程加热系统，都纳入到所谓“物联网”(现在全球市场对此估值达1.7万亿美元)。原本基于生化过程的生活，已让位于对数据生活的向往，甚至在伦敦大学学院，人们可以攻读“智慧城市”的硕士学位。

　　智慧城市为谁建？

　　当然，对此也有反乌托邦式的批评：智慧城市的愿景，对普通市民来说，到底意味着什么？这个提问本身，已在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和后现代的漫步者之间引发了一场言论大战。即，城市应该是一个优化的监狱，还是一个思想文化的熔炉？

　　市民又将在智慧城市中扮演什么角色？是被当成免费的数据员，自发地为用以牟利的私人数据库提供信息？还是被作为一个平行移动的像素，去工作、逛街、回家的路上，全被可视化3D显示出来？或者，市民将对难以管控的事态以及人权侵犯付诸正当诉求？“为什么智慧城市只是技术改进？”荷兰建筑师雷姆·库哈斯(Rem Koolhaas)如此问，“怎样才算是越界违法？”

　　智慧城市的概念，至少要追溯到自动交通灯的发明，自动交通灯于1922年在美国休斯敦第一次使用。英国作家里奥 ·霍利斯(Leo Hollis)在其新书《适合你的城市：大都市里的天才们》中说到，近代对智慧城市的思考，其一大成果，无疑是伦敦地下列车的指示板。然而，在过去十年里，随着新兴的网络连接无处不在，加之电子产品微缩化，比如现在常见的射频识别标签，这使得在智慧城市的概念中，城市似乎被具像化为一个巨大的、高效的机器人。

　　而这种机器人的城市愿景，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城市中心的亚当·格林菲尔德(Adam Greenfield)看来，其根源来自一些科技巨头，像IBM、思科以及软件公司等，他们无不希望获得市政的大合同，从中谋利。

　　格林·菲尔德在他2013年的《反对智慧城市》中指出，“智慧城市理念作为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当代形式，不是源自在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上做出过贡献的任何党派、团体或个人，而是起源于那些科技巨头。”

　　韩国松岛这样的新城，已依据这样的模板开始建设：它的建筑有气温自动调控系统并进行访问；城市道路、水、废弃物和电力系统都由密集的电子传感器连接，以使城市控制中心追踪到居民活动，适时做出应对。但这样的地方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感觉，像是半成品的城市，对此，游客可能不会惊讶。

　　韩国智慧松岛道路、水、垃圾、垃圾、电力系统都由密密麻麻的电子传感器连接

　　纽约大学的安东尼 M.汤森(Antony M Townsend)在他2013年的著作《智慧城市》中指出，松岛建立的初衷，是作为“一种为贸易而战的武器”，设想“用更低的税收和更少的监管，来吸引跨国公司去松岛开展亚洲业务”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·莫迪(Narendra Modi)已承诺，建设不少于100座智慧城市。

　　然而，至少在短期内，真正“智慧城市的创新点”无疑都落在伦敦、纽约、巴塞罗纳和旧金山这样的大都市。的确，比如伦敦，很多人认为它现在是地球上最智慧的城市。伦敦因特尔协作研究院的主任邓肯·威尔逊(Duncan Wilson)就将伦敦称为技术应用的“生活实验室”。